黄金温彻斯特，阿古柏拥兵百万又有英俄支持？
1872年，阿古柏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占领了新疆全境，新疆危夷。左宗棠上书清庭，要求收复新疆。但是却遭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认为：“新疆是不毛之地，大清国内外交困，应该放弃新疆，加强海防”。
不过这一番话却遭到了左宗棠的强烈反对，左宗棠为此大力斥诉道：“166万平方公里领土，说不要就不要了，感情不是你李中棠家的地？祖宗的疆土一寸也不能丢。”然后就像清朝政府真正的执政者慈禧陈述，新疆战略意义实在是举足轻重。慈禧拍板了：“新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但朝廷没钱，军费的问题要左宗棠自行想办法解决。
01 丢失的新疆国土面积
您知道新疆究竟有多大吗？它的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四个日本、16个韩国，总面积达到了166万平方公里，占了我国国土面积的1/6。如果东边的哈密太阳已经落山，西边的喀什，还要等三个小时才能够看到日落金山的场景。从乌鲁木齐坐飞机飞到西边的喀什也要两个小时的时间，相当于我们现在从深圳飞往西安的距离。
新疆古称西域，是我们古代时候非常重要的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现在新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新疆的风景非常的迷人，新疆牛羊遍地，瓜果累累，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饶，煤铁金银玉石储量惊人，实为聚宝盆。但是我们现在能够自由地出入新疆，饱览祖国的壮丽山河，还要感谢一个人，这一个人被誉为是晚清时期最后一块硬骨头左宗棠，如果没有他，可能我们现在去新疆真的要办护照了。
02 封建王朝边疆遗留问题
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王朝兴盛就可以控制边疆，最远的就是西域，只要是内地一发生战乱，边疆地区的领土往往是最先被舍弃，而且往往舍弃了就很难再拿回来。因此，那些能够把我们丢掉的领土再重新拿回来的，都是民族英雄。
比如说西汉时期，西域断绝，到东汉“明章之治”的盛世，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英雄：班超，收复了西域。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新疆已将近千年不与中原交流，直到乾隆时期，经过康雍乾三代帝王的努力，新疆才再次收复。清末战乱，收复不过才100多年的新疆又丢了。
03 新疆危急，国土沦丧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席卷了半个中国，极大的削弱了清朝国力，导致对新疆的控制力就逐渐的减弱了。新疆的境内各路势力看到了机会，在1864年开始，陆陆续续反叛，先后建立了多个地方割据势力。之后，喀什的这个地方势力为了强大自己，从中亚引入了一个外援。就是来自浩汗国的贵族阿古柏。但是想不到的是，这喀什招进来的却是一批野心勃勃的狼。
进入新疆的阿古柏，凭借自己的军事能力，东征西讨，很快就兼并了各个势力。在1867年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到了1871年年底，占领了新疆全境，至此阿古柏成为了新疆的霸主。如果阿古柏的问题是类似于太平天国这样的清朝内战，这还不算严重，可麻烦的地方就在于，阿古柏的背后还有两个国家正在摩拳擦掌，试图从中谋取利益，那就是英国和沙俄。
在1870年的时候，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女王还写了亲笔信，就专门派一些使者来会晤阿古柏，承认了哲德沙尔汗国的地位，并且还给他赠送军火，在那里建起了军工厂。而沙俄也和他签订了双边条约，1871年，沙俄成为了哲德沙尔汗国的保护伞。之后中东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也承认了哲德沙尔汗国的地位。如此长期下去的话，哲德沙尔汗国不仅获得了实际的独立地位，还会被国际认可。那么届时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土地，恐怕彻底会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
04 海防和塞防之争
面对如此紧迫的局面，当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他不断上书，要求收复新疆，但是却遭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认为，当时清朝当务之急是建设强大的海军，原因竟然是1871年日本侵占琉球，不久后又对台湾发起了进攻，由于清朝军事压力太大，于是派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条约，不但将日本入侵说成是保民义举，还主动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军费。
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清朝海军建设实在太落后，根本打不赢日本，所以只能花钱消灾。同时他认为新疆满是蛮荒之地，海防就不一样，如果不加强沿海防御，抵御西方列强进攻，就可能会亡国。“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但是左宗棠并不认可，李鸿章的这一番话遭到了左宗棠的强烈反对，左宗棠为此大力斥诉道：“166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感情不是你李中棠家的地？祖宗的疆土一寸也不能丢。”并且新疆如果不保，那么蒙古就不保了，蒙古若丢失了，那京城可就危险了。要知道，英俄可都在觊觎新疆，不收复新疆，清朝将永无宁日。
而且左宗棠虽然支持塞防，但他不是否定海防，从他建船厂就知道了，他只是不认可放弃塞防，他给朝廷上奏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还提出，塞防的经费不能挪给海防，必须马上出兵收复新疆。因为收复失地事关领土完整，不让一次山河沦丧，就是维护国之主权和尊严。
最终，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其实当时，朝中支持这个海防的是占多数的，但关键时刻，慈禧拍板了：“新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国库亏空，竟拿不出西征的军费。不过这有了慈禧的支持，左宗棠终于可以放开手去筹备收复新疆的事情了。
05 筹备收复新疆的事务
在1875年5月，63岁的左宗棠披挂上阵，开始筹备收复新疆的事务。从一个士兵需要的粮草，到这个采取何种运输方式更加的划算，经过他周密的计算，左宗棠估算出来所需一年军费大约在800万两银子左右。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左宗棠向朝庭申报了1000万两的军费。但是当时清朝国库空虚，慈禧太后虽然是同意出兵了，但是朝廷只是象征性地拨了200万两银子。不得已的情况下，左宗棠通过红顶商人胡雪岩向洋行贷款。
左宗棠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让人大跌眼镜。一般大战在即的时候，人家都是拼命地扩充军队，以壮大自己的声威，可是他竟然开始裁军，他把原有的兵马裁到了只剩8万精兵，他这样做的目的也非常的明确，首先西征新疆路途遥远，兵马太多消耗就会非常的大。其次，兵员的素质，各自都是参差不齐的，如果日久了，容易升起兵变。
左宗棠决定这一仗要缓进速决。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屯积粮草，整编部队。新疆偏远，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必须做好后勤保障，而且面对艰苦的条件，很多士兵不愿远。争需要大量的军费来稳定军心，确保斗志和士气。左宗棠从士兵和军马所需的粮草入手，推算出全军8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甚至连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
左宗棠向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这不是他唯一一次借款。据《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记录，左宗棠在1876年到1881年之间，通过胡雪岩向外国洋行陆续借款六次，总共借了1950万两。有了贷款，左宗棠才有了收复新疆的经费支撑。他为西征主力军刘锦棠部配备了护开花后膛大炮两尊。车架开花膛小炮四尊，后膛七响枪300支，快响枪80支等武器装备。
有了钱，有了粮，左宗棠就开始把自己的军队武装到了牙齿。1875年7月，沙俄的一个代表团假借科考之名，组织了一个科考队，就是为了来一探左宗棠军队的虚实。当时科考队的队长发现左宗棠的军队竟然配备了大量当时欧洲先进的火器，于是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阿古柏他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06 大军西征收复新疆
1876年5月，经过长时间周密的准备，左宗棠正式开始派军入疆。他当时派了自己的骑兵营和步兵营，总共25个营，开始往新疆进发，从哈密到巴里坤，对阿古柏发起了总攻。阿古柏的军事实力在新疆也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同样也配备了大量的火器，总共军队有4万余人，可是当双方一交战的时候，竟然一触即溃。
1876年5月到1877年3月，左宗棠的军队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摧毁了阿古柏号称的天山防线，而阿古柏也在1877年的五月份由于过于的忧虑，最终暴毙在新疆的喀拉沙尔。
1878年1月，左宗棠的军队终于收复了所有新疆的故土，而当时英国人是这样来评价左宗棠的，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自乾隆以后第一个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的军队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最辉煌的一次战争。
07 收复伊犁谈判失败
1878年1月，新疆就几乎全部收复了，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收复，那就是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因为早在1871年，趁着阿古柏作乱的时候呢，沙俄出兵占领伊犁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对外宣称，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以后如果大清朝收复了新疆，那么还会将伊犁归还。
现在新疆已经恢复了，于是清廷就开始派人与沙俄谈判。这一次派去的人叫做崇厚，属于清朝的皇室，结果崇厚也不知道被别人下了什么迷魂汤，回来以后竟然带了一纸屈辱的条约，不仅这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没收回来，还要赔钱给沙俄人，一场胜利的战争，竟然得到了屈辱的果实。
当时崇厚回来以后，朝廷是一片哗然，马上就把他押入了宗人府，最后给他判了一个“斩监候”。可是事情已经如此，又该怎么办呢？当时左宗棠就说：“重新谈，重新签，如果沙俄不同意，我再度派军西征。”而朝廷也在此时派出了一个正确的人，就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去谈判。
08 抬棺出征收复伊犁
1880年，左宗棠跟着曾纪泽前往新疆。当时的左宗棠已年近70，因常年征战，忧劳成疾，常咳血不止，“然，国土不复，宁可马革裹尸还”。于是他命人抬着棺材一同出征，抱定战死沙场的决心，誓死要收复伊犁。他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跟曾纪泽说：“你不要怕，你尽管谈，谈不下来我就直接跟沙俄开打。”
左宗棠坐镇新疆哈密，命令三路大军挺进伊犁，对俄军形成巨大的军事威慑，为曾纪泽对俄的外交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以壮其声威。最终曾纪泽推翻了原先已由清史崇厚与俄方拟定的严重不平等条约，沙俄同意撤出伊犁，从而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图谋。第二年，中俄正式签订《伊犁条约》。
至此，中国收回了对伊犁地区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的主权，新疆全境基本收复。1884年，在左宗棠反复督促下，清政府正式将新疆地区设立为新疆省，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这场战争中，清军收复了16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稳固了西北的局面。从此，即疆成为了我国必不可少的主权领土，也是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典例。
09 左公千古，流芳百世
1885年9月左宗棠病情恶化，随后去世，享年73岁。据说在左宗棠逝世的这一天，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俄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人也松了一口气。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是因为他们正在攻占台湾岛，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个雄狮。法国人明白，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都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了。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
俄国人也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到哈密，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英国人也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卫兵立即将其捣毁，并逮捕人犯。从此，左宗棠只要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骑，外国兵情指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敬有加了。
而他的死对头李鸿章也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后签订的条约，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鸿章狼狈不堪。左宗棠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这个与自己争斗了30多年的政敌走了，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的弯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了。
中国历史上有谁能够像左宗棠那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威震天山，史可法，慷慨殉国，魂伴梅花。他们留下的是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是让后人无限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收复了1/6的大好河山，他留下的是因我们纵情驰骋的广袤疆域。
就在今天，同时代的曾国藩所谓的中兴工业已不值一提，李鸿章的北洋也烟消云散。但是呢，左宗棠的贡献却跨越历史，收复新疆的伟业足以让他比肩卫青、班超、郑和等历史伟人。故此，左宗棠被奉为是晚清最后一块硬骨头，曾国藩誉他为“当今天下第一人”，梁启超更是称他为“500年来第一伟人”。左公他当之无愧，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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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有哪些性能先进的步枪？
黑克勒-科赫（Heckler ＆ Koch，简称：H&K）
HK G36系列
德国G36系列虽然已经服役超过20年依然是非常出色的步枪，人机设计，射击精度，复合材量运用等方面远超同时期服役的各国步枪，而且G36 是第一个将光学瞄准具作为标准备件的突击步枪。虽然后期被抱怨连续射击精度下降，弹匣使用伪劣材料，但就整体性能而言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非常出色。
HK416系列
H&K聘请了三角洲特种部队的退役赖瑞·维克斯（Larry Vickers）担任HK416卡宾枪项目的负责人。确切的说HK416是基于AR-15 系列的改装升级型号，其结构就是使用G36 短行程活塞+重型枪管的AR-15，一般的AR-15系列也可以通过更换上机匣，枪管，导气机构等升级成HK416。使用7.62×51mm NATO弹药的型号被名为HK417。
HK416
HK417
M27
美国海军陆战队还采购了使用16.5英寸重型枪管的HK416 IAR衍生型号命名为M27 IAR。
HK G28 系列
H&K在2010年用HK417参与G27的竞标，但是因为精度不达标在2010年被德国联邦国防军宣布竞标失败，不过2011年德军采购560套带有全部附件的HK417民用型MR308比赛型步枪并命名为G28。 2016年3月HK G28E击败雷明顿RSASS，FN CSR-20，SIG MCX-MR，赢得美国陆军紧凑型半自动狙击系统项目，命名为M110A1用于取代原先的M110 SASS。
HK433系列
HK433目前被H&K用于参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新型制式步枪招标，以望能够击败其他竞争者，取代服役超过20年的HK G36突击步枪。HK433 采用全新的模块化设计使用北约标准的5.56x45弹药。后期还会推出其它口径的衍生型号。从设计的角度来说该枪与G36，HK416和ACR有许多相似之处。
黑内尔 （C.G Haenel GmbH）
黑内尔是一家专门生产高精度步枪的公司，主要军用产品包括RS8，RS9系列高精度狙击步枪，同时该公司也生产使用AR-15专利的CR系列突击步枪
RS8 .308 系列狙击步枪
RS9 .338 狙击步枪，德国联邦国防军采购该枪作为制式高精度狙击步枪命名为G29
CR223和MK556 都是采用AR-15 设计的高精度突击步枪，两者结构基本相同。CR223是半自动型号主要销售给民用客户和执法单位，汉堡警察局采购了一批CR223 作为警用支援火力。MK556 是全自动型号。
MK556
CR223
阿尔伯特步枪有限公司（Waffen Albert GmbH）
该公司生产的ALR.338 拉普阿.马格南和ALR.308温彻斯特.马格南狙击步枪，这两种狙击步枪并没有使用常见的单动枪机设计，而是使用非常少见的半自动射击方式。
DSR （DSR-Precision GmbH）
DSR生产的DSR1系列狙击步枪和采用.50口径的DSR50 。
DSR50布拉瑟（Blaser-Jagdwaffen GmbH）
该公司主要生产狩猎用步枪，上世纪90年代初设计生产了R93系列狙击步枪被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
施迈瑟（ Schmeisser GmbH）
据说公司名称是为了纪念著名枪械设计师雨果.施迈瑟（Hugo.Schmeisser)，主要上产AR-15系列步枪和改装升级零部件。
斯太尔-莱茵金属(Steyr-Rheinmetall)
RS556系列
我们姑且也把这个联合体算作德国公司毕竟德国联邦国防军采购的武器还是要有莱茵金属负责生产。两家公司为竞标德国联邦国防军新一代突击步枪采购计划进行合作推出RS556，RS556 标准型使用5.56x45 弹药，随着2018年竞标开始还会推出使用7.62x51弹药的型号。
得益于德国机械工业的传统优势还有很多小企业专门从事高精度步枪，狙击步枪的生产和改装无法一一列举。
*H&K生产的步枪种类型号繁多在这里就不做详细描述了。
敬请原谅！
争先恐后赴美留学是为何？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 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 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这应是我们出国留学的初衷，也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所需要的。
出国留学在我们改革开放40年里培育了许许多多的国之栋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时许，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从睡梦中被叫醒。
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除了遇到危机，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
普雷斯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会见。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说，不是，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那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一穷二白的中国面临着一堆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当时的做法很惊讶，他在回忆录中曾发出疑问：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
邓小平不那么认为。
早于这通电话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 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 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针对留学生派出工作，邓小平有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再次推开国门。
此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涌动着中国人热情、智慧和斗志的留学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1978-1979 破晓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点，小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52名中年人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顺序登上飞机，他们要途经法国巴黎转机去美国留学。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外汇奇缺，这么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领队揣在兜里。
彼时的中国，刚刚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苏醒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美国。
登上飞机的一刹那，这52个人还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国的机会。这是因为，很多人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这种包袱仿佛也有万钧之重，足以影响一个人求学的自信心，甚至将他压垮，大家因此也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国留学52人的总领队，在停止教学的日子里被打发到铸造车间劳动，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坚持阅读英文专业书籍，边看边做笔记，笔记本积累了一尺多厚。开始第一批留学生选拔时，他已经45岁，当时机械工程系分得了一个名额参加清华大学的选拔，系主任亲自面试，他得了第一名。接着学校、教育部也组织了统一考试，他连闯三关后最终入选。
1978年12月26日，飞机万里西行，满座的中国学者难抑心中兴奋，当时大家对美国就像对月球一样陌生。
这52名公费留学生学成后，悉数回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个人命运的轨迹也因此发生急速转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国。当年清华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进信息化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使爱国奉献、报效祖国的夙愿得以实现。改革开放确实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使知识分子有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2、1980-1983：生长
70年代末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专业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学生选择了经济学、企业管理等专业。这种微妙的变化跟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分不开。
52人去美国留学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门岛，听到这个消息的27岁台湾陆军连长林正谊，站在一块巨石上，凝望着对岸，内心正翻腾着大海一样的波涛。林正谊当即判断出，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是零概率事件，日后的中国一定会更加开放的走向世界舞台。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悄悄下水，游了三个小时后到达大陆，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林正谊还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还在北京大学读大三的22岁青年易纲被派往美国学习经济及管理，初到时，他揣着2美元，一边留学一边靠给学校食堂洗盘子赚生活费。两年后，林毅夫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看中，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曾睡在易纲上铺的海闻从北大毕业，但没能拿到公费留学，只能考虑自费，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北京图书馆，从北图抄写下美国大学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国，最后被加州长滩州立大学录取，成了改革开放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10多年后，这三个命运轨迹若即若离的海归聚在一起，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从创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留美、留英学者加入其中，他们认为这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
3、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国依然不富裕，但改革开放无疑给予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人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社会大环境在不断改变，国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悄然变化。“板砖”单卡收录机、邓丽君在甜柔的歌声，崔健“平地一声吼”，一首《一无所有》，爆炸型的烫发， “离经叛道”牛仔裤、T恤衫……
在那个特殊的新旧交替时期，长时间的精神压抑之后，国人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而被新鲜事物包围的自己是从未有过的年轻！
当时，倍感年轻的还有中国的企业，1984年被很多人称为“公司元年”。
越来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经商”取代了“拿铁饭碗、挣死工资”，一大批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诸如“海尔”、“健力宝”、“苏宁电器”、“联想”、“万科”等得以诞生。
同样是在1984年，留学这件事也迎来了大潮，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此后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喷涌！中国留学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气和梦想去往世界各地。他们看起来有点“狂”，但“狂”的很有底气。
1985年，吴鹰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从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辞职，考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带着一箱行李和30美元，只身一人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十年后，他创办UT斯达康公司，靠一种叫“小灵通”的电信产品闻名一时。
他们用一种非常艰苦的过程证明了自己的坚韧。
出身于陕西西安的张朝阳在考取李政道奖学金时，对手是祖国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终，他成为被选中的100人之一。后来有人问成为搜狐掌门人的张朝阳：“在面对风险投资时心理压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这些压力比起我在清华参加考试的时候的压力要小得多。“
1986年，阎焱、熊晓鸽、张朝阳、张亚勤去了美国。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国，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盘子，田硕宁也在这一年去了美国，之后成为亚投行第一任行长的金立群则赴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进修。
越来越多的青年奔向国外。仅在1985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就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人。在之后的十多年间，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将回到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都将不乏他们的身影，中国未来的新技术、新理念和IT产业等将由他们担负支柱。
这些后来中国各领域的“领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学之路上，谁也不会想到，时代会在某个瞬间猛一转身，把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
4、1992-2002：激荡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渐商业化的时代特征，让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神秘感和难以琢磨。
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不同的声音仍然在隔空交锋。如果仅仅从报纸上的争论来看，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而事实却是，争论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实质性的经济变革却如水底之群鱼，仍在坚定地向前游行。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系列讲话的核心其实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改革开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
很多国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此后又出现了一波办公司热。
“海归”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与经济加速相对应的，是留学政策的进一步松绑，“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确立为留学海归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扫80年代末一度对留学政策有所收紧的阴霾，给留学潮又加了一把火。
于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学来：从商的，想到海外赚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着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艺明星们，也开始惦记着冲进好莱坞、百老汇。有人甚至带着“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幻想，盼着尽快走出国门。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火爆全国，将出国热真切地展示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片中，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借助一股股留学潮，有人怀着各种想法赶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从世界的某个角落匆匆赶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1992年之后进入黄金盛年，互联网这项科学技术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开始商业化，展现其迷人的魅力，中国也正迎接这一股互联网冲击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国互联网大潮中，“海归”们也在这一时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飞机舷梯的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搓了搓手，拎着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国生活，让张朝阳有了“小布尔乔亚式”的审美，扎小辫，POLO衫，戴墨镜，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国庆，大家的名片上开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着“.com”的T恤了，李彦宏断定：互联网在中国成熟了，大环境可以了。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
同年，陈一舟与两位斯坦福大学校友杨宁、周云帆回国。此前他们曾一起回中国转了一圈，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方都在这儿了，不来这儿，去哪儿呢？后来他们创办了一个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人人网。
尽管有着诸多不如意，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全然把握，但他们还是回来了，理由只有一个：在美国虽然拿着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国创业。
接下来的时光里，每个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搅个天翻地覆。
尽管各种优秀“海归”或出于梦想，或出于商机选择回国，但这也难以掩盖这一时期中国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一度达到了6.94∶1，也就是说，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
5、2003-2018：归来
进入新千年，一切都变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为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注解。
出国留学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自费出国留学限制被彻底废除，工牌出国留学政策在培养高层次留学人才方面持续发力，吸引留学人员尤其是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为国服务所采取的政策不断健全，出国教育效益极大增强。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
与蒸腾上升的综合国力相对应的，就是此阶段滚滚洪流般的留学潮，中国已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拥有更多选择的学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选择将孩子送出国去，出国留学逐渐呈现出了低龄化的趋势。
前首富王健林在儿子王思聪两岁时选择将他送到国外上寄宿学校，从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学，到英国温彻斯特公学，再到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王思聪一路在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养成了张扬的个性。同样是前首富的刘永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1994年，刘永好将女儿刘畅送到美国西雅图小镇女子学校读高中。
出同样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读于佩珀代因大学；碧桂园二代杨惠妍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联想柳传志的女儿柳青就读于哈佛大学……
此阶段，不仅精英人士、商业大佬选择送子女出国，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国的队伍中。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了60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了回国。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近五年来回国人数占到了出国总量的70%。更重要的是，归国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调查，海归创业集中于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在海归创业者中，58.3%拥有个人专利，65.9%从海外带回了技术，绝大多数处于国际先进和国内先进水平。相对早年的迅速复制海外商业模式，近两年的海归技术人才在生物制药、AI、新材料等技术创业领域扎堆。
国外很多国家的条件还是比中国好，为什么选择回国？
回答归结起来无非两点：除了中国的机遇，还有国外的天花板。很多技术人才直言“在美国，华人技术人才能跻身管理层的不多，可能会一直写代码。”
2017年初，被称为“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的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归国，成为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这些归国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创业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联网公司任高管，或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除了商业精英，还有一批国际公认的科技大咖归国。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国决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张欣、张钠、王俊峰、刘青松、刘静、林文楚、任涛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
西方媒体评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国。
改革开放40年，归国留学生与乡下知青、高考学子、下海闯荡的商人和进程务工的农民工一起，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这群中国人“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不知不觉中，世界却惊奇不已，一个曾经落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励志报国的40年，是中国教育学习、借鉴、赶超的40年，是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回归的40年。与此同时，这支源源不断的留学大军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输入了不竭的新鲜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离，推动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
40年归来，当年第一批的出国留学生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作为中国留学历史变迁的见证人，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经济腾飞。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留学的历史不断变化，不变的，是千万万万像他们当年一样奋力奔跑的人。
还有哪些小众但是很不错的导演？
提名赫尔佐格，小众到你没听过，却伟大到你后悔现在才知道他！
撰文 石鸣 倪蒹葭
他吃鞋子，跳仙人掌，走私军火，
徒步走完了大半个世界……
他被捕，被射杀，被抓进医院，被内战牵连……
他是一个导演，
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全世界七大洲都拍过电影的人。
他拍流浪汉、拍卖商、电视传道者、
僧侣、热气球驾驶员、滑雪的木雕师、
还有灰熊爱好者（最后被灰熊活活吃掉）……
他拍火山爆发、岩洞壁画、燃烧的油田、
冰冷的喜马拉雅山、荒凉的南极雪景……
他被称作“天才”、“疯子”、
“空想家”、“电影史上最后一个伟大的幻术师”……
以及其他种种称呼。
他是赫尔佐格。
今年春天，他带着他最经典的作品，
来到中国大陆，
我们有机会和他当面交谈，
了解他生猛彪悍的一生以及旺盛的创作力！
狂人赫尔佐格
德国导演赫尔佐格今年76岁了。他微微有些谢顶，头发雪白，脸上带着疤痕，但是依旧高大健壮，像黑森林中漫步而出的大熊。
他仍然保持着“空中飞人”的生活节奏：3月底刚刚来了一趟中国，陆续访问了香港、上海、北京，办回顾影展，和影迷交流，5月1号又马上要出发去南美，在秘鲁的亚马逊森林里带学生拍片。
赫尔佐格在采访现场
几年前，他曾经遇到过一次飞行事故。落地前，飞机的降落设备突然失灵，机组成员命令所有乘客蹲下，把头埋进膝盖——紧急自救的标准姿势。然而，赫尔佐格拒绝这么做，他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活下来了，我想看看我们是怎样活下来的，如果我们死了，那我也要看看死亡到来的样子。”
万幸的是，飞行还是平安着陆了。这家航空公司果断把赫尔佐格列入他们的终身禁飞名单。不过两年之后，这家航空公司就倒闭了。
赫尔佐格坐在一米远的沙发上，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微笑起来。拍摄用的强烈灯光映照出了他的疲惫，但是他的眼睛却闪闪发亮，近看才发现是墨绿色的，很深邃，很有精神和力量。
他的新作《进入地狱》（Into the Inferno）是一部纪录片，探索世界各地不同活火山。为了拍片，已经73岁的他，跟着科学家满世界地去寻找正在喷发中的活火山：印尼、冰岛、埃塞俄比亚……还去了朝鲜。
去活火山口其实相当危险，因为无法准确预测火山何时喷发。片中拍了一座印度尼西亚的活火山，几天之内，那座火山就发生了大喷发，赫尔佐格从电视新闻里看到，至少7人丧生，遇难地点就是他们当初的拍摄现场。
这不是赫尔佐格第一次冒险了。不如说，他最有名的那些电影，都有某种疯狂的元素，行走在生死边缘，是对人类极限的某种挑战。
“物理学家在做实验时，只有把材料放在极端的热度、压力或辐射之下，才能发现某种特定的金属。我觉得同样道理，在极端的压力下，人们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人性，并让你明白人类究竟是什么。”
《阿基尔，上帝的愤怒》著名的结尾镜头
他的成名作《阿基尔，上帝的愤怒》（1972），拍摄于秘鲁的热带雨林。故事的主角阿基尔就是一个狂人。
他是一名16世纪的西班牙军官，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城，带着一个小分队深入南美丛林，路上不顾任何艰难险阻也要一意孤行，直到最后剩下他只身一人，两手空空。
赫尔佐格（左）和金斯基在片场
主演克劳斯·金斯基以性格暴躁偏执著称，拍片时，他因为对群众演员玩牌的声音感到不满，抓起他的温彻斯特步枪就向他们的小屋开火，三颗子弹穿透了屋子的墙壁，有一个人的手指头被打掉。
当地的印第安人因为受不了金斯基，甚至向赫尔佐格献策，要谋杀这位演员。
赫尔佐格的办法是以暴制暴。据说他用枪抵着金斯基的后脑勺，威胁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最后让他乖乖拍完了全片。
“不知怎么回事，别人都hold不住他，我是唯一一个hold住他的人。”赫尔佐格说。
十年之后，他又回到秘鲁丛林，和金斯基合作了另一部更加狂放不羁的影片《陆上行舟》（1982）。
故事的主人公怀抱着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梦想和行事逻辑：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商人，却梦想着要在原始丛林里修一座歌剧院，演威尔第、普契尼、瓦格纳。
为了筹得修歌剧院的钱，他要去丛林里收割橡胶。而为了把橡胶运出丛林，他异想天开，要把一艘大船运过高山。
影片中，赫尔佐格造了一艘真正的大船，并真的把这艘350吨重的巨轮拖过了高山。这部片子也成了有史以来最生猛的史诗片之一。
“把一艘大船运过一座山峰，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我甚至都说不出象征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每个人心底都有类似的梦想。”
《大力士》剧照
赫尔佐格早在1962年就拍出了第一部作品，短片《大力士》。
1984年，纪录片《发光的山》（Gasherbrum - Der leuchtende Berg），他跟着两位登山家去喜马拉雅地区爬山，想一举翻越两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山峰。
爬山过程中，他们不搭帐篷，不带氧气，唯一的行李是一个双肩包。
2004年，纪录片《灰熊人》（Grizzly Man），他去阿拉斯加最偏远的地方找灰熊。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站在灰熊旁边，他却觉得无所谓，“唯一讨厌的就是，离得这么近，熊呼吸的口气真的很臭。”
片子的主人公，一位灰熊爱好者，最后被灰熊活活吃掉了，他的女朋友也一起遇难。他们随身带着摄影机，灰熊咀嚼他们俩尸体的声音被录了下来。他们死了两年，没人敢听这段录音，赫尔佐格听了，而且还把听录音的过程拍了下来，用在了影片中。
“他的故事是一个人性的悲剧，带着我们通常对野生大自然的误解。”
2007年，他去南极拍了纪录片《在世界尽头相遇》（ 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去之前，他觉得企鹅已经成了南极电影的套路，因此“在我的电影里，一只企鹅也不要出现”。结果，他还是对一只企鹅着了迷。
其他企鹅都是去海里觅食，或者回到自己的领地，只有这一只企鹅，反其道而行之，只见它抛弃了集体，抛弃了大海，抛弃了食物和水源，抛弃了栖息地，头也不回地朝内陆群山绝尘而去。
“它不知道它走错了方向，它朝着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处而去，还有5000公里的路要走，终将难逃一死。”
然而，人们只能目送着这只企鹅走向自己的死亡。“即使你捉住这只企鹅，强行给它掉转方向，它还是会立即转身，径直地走向冰山。”
怪人赫尔佐格
赫尔佐格很健谈，很爱就各种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美国大选结束后，他和媒体谈川普，这次来上海，和我们谈起了最近成为热门的比特币，及其骗局。
用和他“相爱相杀”15年的金斯基的话来说，“哪怕你把他的喉咙割开，他的头滚到地上，无穷无尽的话还能继续从他的嘴里源源不绝地冒出来。”
但是他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喜欢谈他自己。任何探讨他个人喜好的问题，都会被轻快地弹回。
“我没有自己的照片，也不想给自己拍照片，我从来不自拍。因为我不想研究自己。我自己一点都不重要，电影才重要。”
在一次BBC采访直播中，有人用气枪射击他，子弹差点打中了他的直肠。然而他面不改色，继续聊电影，甚至评论这颗子弹“无足轻重”（insignificant）。
赫尔佐格在童年生活的村子里
也许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是赫尔佐格的与众不同的童年经历，对他具有怎样的影响。
他有一个彪悍的母亲。6岁时父母离异，他母亲独力带大了他和他兄弟两个。他四五岁时玩冲锋枪，结果被后坐力掀翻在地，母亲发现后没有生气，而是拿起枪，冷静地对准大树扫射。
子弹穿透了大树，木头碎片四射，赫尔佐格吓傻了。母亲教他给枪上保险档、装卸子弹，教育他说，“这玩意的威力，希望你见识到了。即便是一把玩具枪，也不要对准他人。”
纪录片《黑暗之课》
他出生于1942年，二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母亲为了避难，带着他从慕尼黑搬到了一座乡下的小镇，又躲进了镇子外的原始森林中。在那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所，没有电话，没有任何现代人类生活必需的设施，完全与世隔绝。
可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从现代文明的灾难中幸存。
他最早的童年记忆，是眼睁睁地看着一座城市如何在一夜之间被炮火摧毁。“就在山谷的尽头，你看到天空是橘色的，红色黄色来回变幻，整个天空都在颤动。一座城市被毁了，可是竟然如此美丽。”
这种灭世一般奇诡壮丽的大灾难景象，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态度，后来成为贯穿他所有纪录片的核心。
《忘梦洞》剧照
2010年，他拍了3D纪录片《忘梦洞》（Cave of Forgotten Dreams）。片尾出现了一条白色的鳄鱼，因为受到附近核电站放射的影响，发生了白化突变。
但实际上这是化装效果，鳄鱼并没有受到过量辐射，也没有发生突变，是赫尔佐格“制造”出来的。
“制片人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否则他们总有一天会把你送进精神病院。我说，好得很！我正盼着有那么一天呢！”
“那些人说，你（拍纪录片时）应该像墙上的苍蝇那样安静、无涉现实，这些人全都是废柴！他们拍出来的东西，我称之为‘会计师式的真实’，而我感兴趣的，是能够给人以启发和提升的、真正的真实。”
赫尔佐格和他的女神洛特艾斯纳
为了向他的第一任妻子求婚，他走了1000英里。为了祈祷他的女神、也是他的电影导师能从重病中恢复健康，他又徒步了10000英里，从慕尼黑走到了巴黎。
“徒步会让人了解真实的世界。看成千上万部电影，不会让你成为电影导演，你必须有另外一面，正是这一面，使得你和现实世界挂钩。”
赫尔佐格自己有一个手机，但是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用手机。他也不用社交媒体，网上有一个号称“赫尔佐格”的账号，他澄清说是有人假冒的。
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对于发展创造力而言，花两三个小时在地上挖一个洞，要比学会用任何app都有效得多。
“现在年轻一代的小孩一出生就生活在互联网中，屏幕和网络成为了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时的天然过滤器，这其实很危险，一个人必须发展出自己的过滤器，这样才能真正地探索世界。”
凡人赫尔佐格
赫尔佐格结过三次婚（“和我一起生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三个孩子，全都已经成年，大儿子已经四十多岁。
他生活非常简朴。“我拥有的东西非常少，脚上穿的这双皮鞋，是我唯一的一双皮鞋。我另外还有一双靴子，还有一双凉鞋。身上这件羊毛衫，也是我最常穿的，我一直就穿这一件。”
他喜欢诗歌，喜欢中国的唐诗，曾经梦想要当个诗人。
只可惜后来他发现，似乎拍电影对他而言更有天分。“我很早就明白我的宿命，”他说他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故事讲述者，无论诗歌还是电影，都只是不同的讲述方式而已。
不拍片时，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严谨、古板、有序。
他从来不服用任何药物或致幻剂，“我一辈子吃过的阿斯匹灵不超过10片”，而他上一次醉酒是13岁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癖好，“一个都没有”。
他并不是一夜成名。《阿基尔，上帝的愤怒》拍出来后票房极差，一直无人问津，他差点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拍电影。直到三年以后，巴黎的两家小艺术影院尝试着上线，结果票房还不错，影片陆续播放了两年半，他的声名才渐渐为人所知。
“但是那时也不火，直到十年之后重新发行，二十年之后又上线，才突然之间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总体来说，离拍出片子已经过去了35年。”
这部片子震撼了科波拉，促使他拍出了《现代启示录》。
杨德昌因为看了这部电影，从工程师转行当了导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电影院里出来之后的我，就是另一个我了。”
《陆上行舟》工作照
赫尔佐格引以为傲的，是他50年来，拍了70多部电影，没有一部超过预算，也没有一部拖延过拍摄期限。“甚至还有六七部电影，我花的钱远远少于预算。”
2个小时的成片，他只需要拍6个小时的素材。“别的导演也许要拍上450个小时，可是我只需要拍6到7个小时，就成了。”
19岁时，他因为没钱买器材，从慕尼黑电影学院偷了一部35毫米摄影机。他早期的那些片子都是自己想办法筹钱拍的。
“所以我很清楚每一分钱的价值。那个时候，我晚上在钢铁厂上夜班，当焊接工，白天则要去学校学习。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你非常清楚应该怎么花钱。”
在赫尔佐格邀请下，妮可·基德曼欣然答应去沙漠拍片
因为省钱又靠谱，赫尔佐格和合作者们建立了一种长期的友谊。
“和我合作，你不必心慌，也不必赶工，拍摄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清楚下一步会怎么样，和我合作的每个人都觉得是非常愉快的拍片体验。”
“所以我才能一直拍片，拍50年。”赫尔佐格说，“重要的不是能拍电影，而是能够持续不断地拍电影。”
他很高产，一年可以拍出4部电影。近年来，由于数码摄影机更加方便，他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产量不减，仅2016年一年，他就拍完了3部电影。
但他从来不数自己拍了多少，他不在乎。
“也许我是一个世界上很少有的从来不做梦的人。”赫尔佐格说，“我睡着之后基本不做梦，可能一年就一次吧，而且梦见的内容非常无聊，吃三明治啊之类的。”
“所以醒来之后，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能拍电影就是我做梦的方式。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我今天做的事，大概就是开始拍一部电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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