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表彰大会观后感与民族精神的时代叩问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钟南山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时,电视机前的我热泪盈眶,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表彰仪式,而是一次民族精神的集体检阅,是中华民族面对重大危机时展现出的精神力量的集中呈现,透过这场表彰大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英雄个体的光芒,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精神图谱,是五千年文明积淀的现代彰显。 抗疫表彰大会首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英雄"的当代内涵,在和平年代,英雄不再是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而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非凡贡献的人们,钟南山院士84岁高龄逆行武汉,张定宇院长身患渐冻症仍坚守一线,张伯礼院士把"胆"留在武汉,陈薇院士争分夺秒研发疫苗……这些被表彰的英雄们,用专业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的英雄主义,他们身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豪言壮语的宣言,有的只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这种英雄主义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也更加真实可感,当表彰大会的镜头扫过那些来自基层的抗疫先进个人时,我忽然明白:英雄不必身披金甲圣衣,也能脚踏七彩祥云;英雄可以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危难时刻选择挺身而出。 这场表彰大会更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心理积淀会深刻影响其成员的行为模式,抗疫表彰大会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将疫情期间的感人故事、典型人物、重要时刻进行系统梳理和集中展示,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全民共享的集体记忆,当大屏幕上再现武汉"封城"时的空荡街道、医护人员脸上口罩的压痕、方舱医院里的广场舞场景时,所有中国人都能瞬间回到那段特殊岁月,感受到彼此命运与共的联结,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对于民族认同感的强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让"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情感转化为"我们将继续一起前行"的力量。 抗疫精神的核心在于其展现的共同体意识,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曾提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概念,前者基于相似性,后者基于互补性,中国抗疫过程中展现的正是这两种团结的完美结合,全国人民居家隔离、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表现出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各行业各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协同作战,形成抗疫合力,武汉缺医护,全国4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缺物资,各省份"一省包一市"对口支援;科研机构争分夺秒研发检测试剂和疫苗,企业迅速转产防护物资……这种举国同心、守望相助的场景,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表彰大会上,当提到"全国人民都是抗疫战士"时,我深切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 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中国抗疫的成功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日本文化时提出"耻感文化"的概念,而中国文化则更强调"仁爱"与"责任",疫情期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转化为对陌生人的关爱与保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普通人的自觉行动;"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医护人员的职业坚守,这些文化基因在危急时刻被激活,成为抗疫斗争中最强大的精神武器,表彰大会上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无不是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抗疫表彰大会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感动,更有深刻的启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理论,认为人类在重大危机后往往迎来文明的飞跃,这次疫情如同一次大考,检验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暴露了一些短板;展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也提示了需要改进的方向,表彰英雄是为了传承精神,而传承精神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将抗疫斗争中展现的团结精神、奉献精神、科学精神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将临时性的应急机制转化为长效性的治理能力,将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文明习惯。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这场抗疫表彰大会具有超越其本身的意义,它既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昭示,那些被表彰的英雄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选择与行动共同铸就的,当表彰大会结束,灯光熄灭,英雄们回归平凡岗位,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在平凡的日子里,如何保持危机中的那份勇气与担当?在和平的岁月里,如何传承特殊时期的那种精神与情怀? 抗疫表彰大会如同一座精神的丰碑,记录着一个民族在重大考验面前的集体选择,这座丰碑不仅矗立在人民大会堂,更应矗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当我们回望这场疫情,回看这场表彰大会,最珍贵的或许不是那些奖章和证书,而是在危难中闪耀的人性光辉,是在困境中凝聚的民族魂魄,这种精神和魂魄,才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